清朝末年，风雨飘摇，列强环伺，但朝廷内依旧暗潮汹涌。
掌握数十万湘军的曾国藩，既是国家平叛的功臣，也是让慈禧夜不能寐的威胁。
为削弱其势，慈禧谋定布局，调兵遣将，意图用“升官”的方式远离其军权核心。
但命运弄人，替代者马新贻却在任职两江总督不到两年，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刺杀，轰动朝野。
这一刺马案，成了晚清四大疑案之一。
这究竟是私人恩怨，还是政治谋杀？权力之争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？
十万兵权晚清中叶，天下大乱，年年兵燹，处处烽火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书生出身的汉人重臣，却以铁血之姿搅动了整个清廷的政治棋局。
展开剩余93%曾国藩出身寒门，祖上无赫赫勋名，孩提时代的他，不过是湘乡一介儒童。
或许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，数十年后，自己会在滚滚的政治洪流中，手握十万大军，站上晚清舞台的中央。
从童子试到殿试，曾国藩寒窗苦读十余年，最终考中进士，步入仕途。
最初，他不过是个翰林院的庶吉士，真正让他一跃成为权臣的，是那场改变整个清朝命运的浩劫，太平天国。
天京风云骤起，洪秀全率兵横扫江南，清廷疲于应对，战线崩塌，朝廷不得已求助于地方士绅组织民团，而此时的曾国藩，正奉命回籍守孝。
他毅然请命组建湘军，从湖南起兵，踏上了征战的漫漫长路。
湘军不同于八旗绿营，它不是单纯的官军，而是以血缘、乡情和个人恩义为纽带的一支“私人武装”。
曾国藩从族亲、门生、幕僚中挑选将领，湘军在曾国藩的手中，既是铁军，也是“曾家军”。
战火绵延十三载，从长沙到南京，1864年，太平天国天京被攻破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亲率湘军破城。
硝烟未散，清廷的大势却开始发生了转变。
彼时的朝中，慈禧太后已牢牢掌握实权，她原本对曾国藩这位儒臣心存敬重，但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，曾氏兄弟声势日隆，连文官系统中也尽是其门生故旧。
一个能指挥数十万大军、又掌握地方政权的臣子，对于权力极度敏感的慈禧来说，意味着赤裸裸的威胁。
最令慈禧恼火的，是那座在战争废墟中失踪的“圣库”。
据说太平天国在南京城内设有一座圣库，数十年征战积累的金银财宝尽数藏于其中。
可这座圣库，在曾国荃率军攻破天京后便下落不明。
慈禧太后亲自下令彻查，曾国藩则回奏称，仅找到“伪玉玺”一枚和“金印”一枚，并无金银宝藏之物。
百姓传言却是另一番情形，据说，曾国藩太夫人返乡时，所乘船队浩浩荡荡，两百余艘，个个吃水极深。
这些箱子里究竟藏着什么？是军粮？还是“黄金万两”？
朝廷无法查证，也无力深究。
但慈禧那会儿也不是瞎猜的，彼时，湘军已非一军，而是成了一个贯穿数省、横跨军政的地方势力。
曾国藩任两江总督，掌管江南重地，其弟曾国荃亦为封疆大吏，门生各据一方。
地方政权高度依赖湘军，形成了“重地方、轻中央”的政治结构。
当然，曾国藩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他虽自称“愚忠”，但绝对不是愚人，太平天国既灭，他和湘军的利用价值已近极限，朝廷随时可能对他“卸磨杀驴”。
于是，他主动提出裁军，请求朝廷批准缩减湘军兵员，并暗示弟弟曾国荃“急流勇退”，辞官归乡。
他选择“先剪羽翼”，再“明哲保身”。
只是，慈禧对他的猜忌仍未散去，朝中关于曾家“秘藏太平金库”的传言也愈演愈烈。
一纸调令慈禧听曾国藩主动请求裁减湘军，就顺水推舟，迅速批准了这份请求。
撤裁意味着将曾国藩的臂膀一节节割断，尽管他刻意只裁老弱残兵，留下锐气新军，但架不住朝廷顺势而为，将这个削弱的“开口”撕得更大。
紧接着，慈禧抛出了她的第二步棋，调任。
1865年，一纸调令自京城飞往江宁，曾国藩被“升任”为直隶总督，离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两江地盘。
两江总督是地方大员之首，坐镇江南要地，掌控江苏、江西、安徽三省军政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是湘军的大本营，是曾国藩的根，是他在朝廷之外真正的力量所在。
而直隶总督，虽看似为上位，却近京受制，兵权受限，是京畿重地的“绣花枢纽”，实权远不及两江。
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慈禧任命接替他的人，居然不是曾国荃，也不是湘军任何一位将领，而是一位“无根无派”的外省官员，马新贻。
马新贻出身寒微，仕途起伏跌宕，早年因失守庐州几乎被问罪，后靠军功起复，才逐渐重返仕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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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既无强大的政坛背景，也无深厚的私人势力，正是慈禧所需要的那种“可掌控之人”。
他的上位，是慈禧亲手安插的一颗棋子，用来制衡湘军、挤压曾家余威的利器。
朝廷的这一安排表面理由冠冕堂皇，马新贻熟悉江南事务，治理有方。
但真正的意图，连他自己也心知肚明。
马新贻接到任命后，竟然连夜启程进京，面见慈禧，两人长谈数小时，宫廷秘而不宣，外人不得其详。
慈禧安排马新贻，不只是对曾国藩的明刀暗箭，更是一种权力试探。
她要通过这位“自己人”来了解湘军内部的真实态势，是否有藏匿国库之实？是否仍心存异志？
更重要的是，她要借助马新贻的手，重新架构地方军政体系，彻底削弱湘军的影响力。
但这个计划的最大问题在于，马新贻不是曾国藩，也不是左宗棠，更不是李鸿章。
他虽有小才，却无大谋，虽有清廉之名，却无护身之力。
曾国藩在接到马新贻来信后，除了一封例行回复，还额外送了一组护卫随行作为“见面礼”。
这看似是关照，实则话里有话，一个卸任的督抚，送给继任者的不是锦囊，而是保镖，这背后藏着怎样的警示？
调令一纸，棋盘初布，谁输谁赢，未有定论。
步步惊心马新贻刚到江宁，就清楚地感受到了前任留下的“余威”，曾国藩还未正式离任，他的船队仍停在秦淮河畔，江宁城的百姓却已自发上街送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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锣鼓喧天、车马拥道，几可比肩皇帝南巡。
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宣告，他这个“空降兵”，还未上任，便已经输了人心。
湘军将领对他也没啥好感，在他们眼里，这位来历不深的新总督，既非战友，也非故交，反而像是慈禧手中的一把刀，是来审查、是来瓦解、是来清洗的。
于是，一场缓慢却注定激烈的博弈悄然展开。
马新贻上任之初，即推行所谓“六条整顿条款”，意图革新政务、重塑军纪。
其中三条，明显剑指湘军旧部：限制地方军饷调拨，严查军械器械流向，禁止湘军自行招募兵员。
这些条款一出，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引发湘军强烈反弹。
在军队系统内，马新贻本就无兵可调，他没有自己的亲兵卫队，也无嫡系将领可用。
每一道军令下达，执行时便层层梗阻，阳奉阴违者不在少数。
马新贻也不是没有反击，他暗中联络李鸿章的淮军，意图结成新的军事联盟，以对抗曾氏旧部。
李鸿章虽出自湘军系统，却在晚清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，与曾国藩既合作又竞争，对此事颇为暧昧。
两人虽未结成明面同盟，但马新贻的一些军政举措明显得到淮军的“配合”，这在湘军看来，无疑是“勾结外力”来“瓜分江山”。
政治的敏感度一旦上升，任何细小的举动都可能成为导火索。
马新贻试图在两江构建一个新的行政系统，大量更换地方官员，用自己信任的文官替代湘军推举的人员。
这种“去湘军化”的举措，让曾国藩苦心布下的政治体系出现松动，也让原本尚能保持表面和平的局势逐渐紧绷。
更糟糕的是，关于马新贻“奉命调查太平天国圣库下落”的传闻，也不胫而走。
据说慈禧在与他密谈时，曾亲自交代此事，要彻查曾氏兄弟是否隐匿了太平军的金银财宝。
一旦调查属实，曾国藩必被清算，若调查无果，马新贻则会变成替罪羔羊。
在这两难之间，马新贻焦头烂额，他不敢不查，也不能乱查。
有传闻称，马新贻在查阅曾国藩裁军档案时，发现其中一些士兵名单重复、军饷记录不清，甚至部分湘军账册已被销毁。
这些蛛丝马迹，或许正是他命运急转直下的开始。
他孤立无援，四面楚歌，身边不是湘军的冷面将领，就是慈禧的“耳目”文官。
他日夜寝食难安，常常在深夜批阅奏折，焚香静坐，久久不语。
血溅督门同治九年八月，江宁，刚检阅完军队的两江总督马新贻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倒在了督署侧门口的石阶上。
那把寒光四射的匕首，不仅刺穿了他右肋，也狠狠划破了晚清政坛表面的平静。
行刺者当场被擒，无反抗，不逃跑，跪地大呼：
“我是张汶祥，刺杀马新贻，是我一人所为。”
张汶祥口中的“私仇”，到底是真是假？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
马新贻的死迅速传入京师，慈禧太后震怒如雷，连夜下旨令江宁将军、布政使、漕运总督三道同审，必须彻查此案。
可越是深入追查，越发扑朔迷离。
张汶祥最初的供词极为简单，称数年前曾因家事冤情上书马新贻，但始终未获接见，自觉郁郁不得志，愤而生恨，遂行刺杀。
此说看似合情合理，却漏洞百出。
一个普通读书人，数年筹谋，只为一纸冤屈便以死犯险？更
何况，张汶祥不仅无背景，家人亦无受迫害之史，其“冤案”从未在官府立案登记，何来“含恨多年”？
接下来，张汶祥的供词三日三变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时说因失妻而恨马，时说因马新贻斩杀其太平军同党，更有甚者，说自己曾是马新贻部下，被逼退役，无以为生……
审讯者无不摇头，张汶祥却始终坚持“与他人无关”。
三省督抚联合调查迟迟未得结果，案卷多次上呈京师，始终无法定论，慈禧却突然下令，草结此案，按“个人仇杀”处理。
更令天下哗然的，是随之而来的另一道诏令，曾国藩，重新调任两江总督。
江南人士感叹：“两江重地，终归曾门。”
有心者则在暗地低语：“马新贻尸骨未寒，曾公复来，怎一个‘巧’字了得？”
无论真相如何，历史的回音里，马新贻注定是一个悲剧角色。
他不是斗争的胜利者，也未曾成为新权力结构的奠基石。
他只是一个被卷入洪流的棋子，登场仓促，退场更快，甚至连身后事也被草草掩埋。
曾国藩重回江南，不再锐意进取，也不再扩张权势。
他小心翼翼，将湘军改编为新式军制，逐步退出实权核心，终以“全身而退”自保。
张汶祥的名字，也被永远钉入史册，成为晚清“四大疑案”之一，《刺马案》自此流传百年。
权力斗争，有人胜了位，却失了人，有人死了身，却留了名。
血色斑斓下，不过是清朝在沉疴之中的一个剪影。
发布于：山西省